在课程改革中我们的理性精神主要有哪些体现?
答:首先,我们要用理性精神正确处理“传统与现代”的问题。“传统与现代”从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两个维度来看,包含这样两个命题:“过去与现在”及“外国(西方)与我国”。第一个命题的价值定位以及与本次课改的关系上,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理论或实践层面都比较明确,本次课改决不能搞“历史虚无主义”,否定过去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而且也适应当前状况的观念、模式,而应在扬弃的基础上“与时俱进”。
第二个命题则主要表现在对待外国(主要是西方国家)先进课程理念、理论、模式乃至策略、做法的基本态度上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:国外许多“现代”及“后现代”的课程理论是在“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”或“后工业社会”之中生长起来的。
这些所谓“先进”的课程理论对我国是否具有“适切性”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。因此,在实践中,应注意两个基本问题:一是外国先进课程理论、模式的“本土化”。 二是要特别注意外国课程改革的“钟摆现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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